凯末尔是土耳其历史上有名的大胆改革家，他虽然是阿尔巴尼亚人的后代，但却变成了土耳其的大功臣，被尊为国父。
虽然他去世已经几十年了，但他的身影还是像鬼魂一样在伊斯坦布尔上空游荡，给每一个掌权者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时候，为了让国家跟上现代步伐，凯末尔下令说：
土耳其以前流行的费兹帽，现在全都被新式的西方礼帽给取代了，这事儿被人们叫做“帽子革命”。
说它真的是一场革命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在土耳其社会，老式的帽子已经深入人心，简直就是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代表了。
凯末尔想用这个办法来触动土耳其人的心，让他们明白，老一套的规矩和想法已经过时了，新的规矩和想法势如破竹，挡都挡不住。
当有人反对时，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凯末尔都毫不留情，下令把那些反对者统统绞死。
由此可以看出，凯末尔发动的革命影响范围特别广，下的决心也非常大！
那么，凯末尔到底是要推翻谁的统治呢？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实现革命大目标的呢？
世俗化改革起因：伊斯兰政权面临严重危机
凯末尔面临的挑战，是来自那些历史悠久、像大树一样根深蒂固、统治了数世纪的伊斯兰教垄断势力。
现代土耳其是从奥斯曼帝国演变而来的，奥斯曼帝国是个有着光辉岁月的古老封建大国，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伊斯兰文化浓厚，全国超过98%的人都信伊斯兰教。
早在700多年前，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人们，在阿拉伯帝国管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了。
所以，奥斯曼帝国刚成立那会儿，统治者们就有意给百姓传播和灌输伊斯兰教，想用这个宗教来稳住和加强他们的统治。
奥斯曼帝国的起起落落，一直都和守护伊斯兰教紧密相连。在这六百多年的统治时间里，伊斯兰教已经深深地扎根在老百姓的信仰和日常生活里了。
在奥斯曼帝国的顶层权力里，伊斯兰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老大，既是苏丹又是哈里发，两个大位子都是他的。
他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尘世头领，还是《古兰经》里说的万物之主“安拉”在人间的代表，被大家尊称为所有穆斯林的精神指引者。
不过从16世纪晚期以后，曾经非常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它的传统伊斯兰统治也开始碰到大麻烦。
这主要是因为西欧发现了新航线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他们的统治者腐败无能，导致国内的老百姓在伊斯兰信仰上出现了动摇。
在帝国快不行的时候，奥斯曼的掌权者也想过改革来挽救国家，可没想到这样做反而带来了新的大问题。
这些内部问题和外部困扰导致的合法性问题，在一战中终于全面爆发出来。
从那以后，凯末尔带头搞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土耳其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章。
不是土耳其人的“国家创立者”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三种统治方式里，有一种是靠个人魅力。这种魅力建立在某个具有英雄气概、出色品质和奉献精神的人物身上。大家觉得他有能力带领大家走向幸福，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政治领导。
很明显，凯末尔是个特别有吸引力的领导人。
凯末尔虽然不是地道的土耳其族人，而是阿尔巴尼亚族的后代，但他靠着自己非凡的个人吸引力，赢得了一大批又一大批忠实的拥趸。
凯末尔之所以能拥有那么大的个人魅力和威望，是因为他长时间带领土耳其人民跟国内外的反动力量进行斗争。
一开始，他在军事方面展现出了过人的本领。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守住达达尼尔海峡，凯末尔指挥奥斯曼军队在加里波利打了一仗，并且赢得了奥斯曼帝国在一战里的唯一胜利。
这次成功让凯末尔一下子变成了大家心目中的民族大英雄。
后来，凯末尔带着军队成功打退了希腊人的进攻，并且跟那个又腐败又没能力的苏丹政府断了关系。他在安卡拉建起了大国民议会政府，最终赢得了土耳其民族的真正解放，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大家也都叫他“阿塔图克”，用土耳其话说，就是土耳其的老爸。
从1923年土耳其建国开始，一直到他1938年去世，凯末尔都是土耳其的总统，他是土耳其现代历史上最让人敬佩的人物。
说起凯末尔的个人本事，有本土耳其记者写的书里，把他和青年土耳其党的头头恩维尔做了个挺到位的对比。
恩维尔胆子大，而穆斯塔法·基马尔眼光独到……要是1914年的陆军大臣换成穆斯塔法·基马尔，那他肯定不会让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要是1922年进伊兹密尔的是恩维尔，那他肯定会趁势反转，一路杀进叙利亚和伊拉克，结果把到手的一切都给丢了。
在土耳其还没成立国家的时候，凯末尔主要靠军事才能出名；但国家成立后，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成功推动了改革。
它除掉了那些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爱国者”，让土耳其从一个落后的、由神权统治的封建国家，变成了政教完全分开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两者关系很紧密，要是没有在领导民族解放战争时建立起来的超高个人威望和吸引力，那就不可能在伊斯兰教传统深厚的土耳其，实施这么彻底的世俗化改革。
全面的生活方式转变改革：那些想消除自己国家文化特色的人
土耳其国家独立以后，表面上看好像已经进入了世俗化的生活，但要真正让改革深深扎根在土耳其社会里，按照“文明国家通常的做法”全面改变社会，改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呢。
要实现这个目标，光靠调整根本的政治体制可不行，得对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来个大变样，这样社会才能往世俗化、现代化的路上走，凯末尔心里头很明白这一点。
很长时间里，土耳其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法律——沙里亚法来行事的，这个法律主要是根据《古兰经》来制定的。
国家里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都得按照这个来，由宗教法庭负责审理。
虽然19世纪时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改革，引入了欧式的法庭系统，但他们没有取消宗教法院。这样一来，两种法院同时存在，让司法变得混乱不堪，大大动摇了国家的政治稳定。
很明显，要想保住政治改革已经取得的好成果，就得继续推进司法改革。
1924年3月份，土耳其政府把宗教基金事务部给取消了，扔掉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并且明确了国民议会有制定法律的权利。
后来，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出台了，可是因为种种压力，他们只好在宪法里加上“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的国家宗教”这一条。
但在1928年，凯末尔又露出了他的锋利爪牙，干脆把那条规定给取消了，还说要“除掉那些热爱本国文化的人”，甚至要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民都杀掉。
不过得说一下，虽然司法改革让土耳其人有些惊慌和不信，但整个过程还算顺畅，这多半是因为政治改革先行一步，打下了好基础。
凯末尔凭借自己极高的个人声望和强大的国家权力，成功实现了这项在伊斯兰教国家看来难以想象的改革。
参考信息：
Aynur Uluatam Sumer and Ilknur Boray say that Atatürk's reforms gave Turkish women more power.
给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美国阿塔图尔克协会（ASA），2013年4月20日。
Sirin Tekeli. The Rise of the New Female Advocate in Turkey, as featured in Drude Dahlerup's edited book, The
1986年，新女性运动兴起。
Nermin Abadan-Unat wrote a book called Women in Turkish Society. It was published by E.J. BRILL in Leiden in 1981.
Bulent Gokay写了篇关于阿塔图尔克的文章，标题是《金罗斯论阿塔图尔克：一篇笔记》，发表在《中东研究》第27卷第4期上（1991年10月）。
Bernard Lewis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in 1968. It was published in London, Oxford, and New York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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